人們說，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。買官賣官則是最大的吏治腐敗，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極不正常的歪風邪氣，買官賣官干擾和破壞了黨和國家正常的人事任免制度，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，容易產(chǎn)生更大的腐敗。對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這顆“毒瘤”，正直、善良的人們無不痛恨唾罵，黨中央把整治買官賣官作為2006年反腐敗工作的重點，已經(jīng)查處了許多買官賣官案件，說明了我黨對買官賣官現(xiàn)象打擊的決心。
　　什么原因導致買官賣官現(xiàn)象的屢屢發(fā)生？
　　權力暴利、官職含金量過大。買官賣官，是以錢買權和以權賣錢的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的交換關系。作為賣官者，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錢利益；作為買官者，雖然花錢了，但是所買到的職位使他今后能夠賺到更多的錢?？梢?，在買官賣官的過程中，雙方都圍繞著各自的利益而忙活著，都被金錢所俘獲。為什么要進行買官賣官呢，因為官員的權力太大了，官職的含金量太高了，由此形成巨大的金錢誘惑。在買官賣官的腐敗分子眼里，買賣官職事先需進行成本核算的。按照官職的大小及其含金量定價出售或購買，幾乎成了官場“規(guī)則”。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向原省委副書記韓桂芝支付了80萬元買官投資后，逐年回收了600多萬元的投資回報，利潤率超過600％。原綏棱縣縣委書記李剛向馬德行賄開支50萬元，之后依靠受賄所得210萬元，獲得400％的豐厚收入和300％的凈利潤。
　　“一把手”權力不受制約，構成制度上的一個缺陷。依照《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，我們黨的干部選拔、晉升有著一套嚴密、科學、規(guī)范的選人用人機制，必須經(jīng)過推薦、考察、醞釀、討論決定、任前公示、責任追究等多個民主與監(jiān)督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顯然，遵循著這樣的制度規(guī)則和操作程序，任何一個想得到選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，而沒有旁門左道可鉆。但是，在實際運作中，真正起作用的是“一把手”，只有“一把手”才獨攬人事大權。因此，買官賣官者的核心人物多為“一把手”，“一把手”權力不受制約，構成制度上的一個缺陷。山西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在主政短短的8個月期間，29次收受賄賂，案發(fā)后他和妻子曾多次感慨萬端地說，“當書記與當縣長就是不一樣。”這個“不一樣”就是作為“一把手”的縣委書記擁有了官帽的“總批發(fā)”權，擁有作為“二把手”的縣長不能企及的“一錘定音”話語權。他可以預先圈定名單，再授意組織部門“履行程序”，集體領導早已淪為虛設，“班長”成了“家長”、副職成了聽差、“群言堂”成了“一言堂”。在“一把手”專權人事的格局下，“不跑不送，降職使用；只跑不送，原地不動；又跑又送，官運亨通”不幸成為現(xiàn)實，正常的提拔晉升渠道反而被堵塞了。
　　政務神秘，公開化透明度不夠。這幾年雖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務黨務公開，增強透明度，把政務黨務置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監(jiān)督之下，但在一些地區(qū)、部門、單位只能算是剛剛起步，權力運作過程的透明度遠遠不夠。就以干部選拔任用來說，在有的地區(qū)、部門或單位仍多是處于半明半暗狀態(tài)，甚至是暗箱操作，從已經(jīng)揭發(fā)出來的那些買官賣官案件，無一例外地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。如果失去黑暗的庇護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又豈能得逞！
　　查辦不力、監(jiān)督懲處體制存在一定弊端。這么多年來，買官賣官分子“前腐后繼”、“不怕犧牲”，與監(jiān)督不嚴、查辦不力、監(jiān)督懲處體制存在一定弊端密切相關，亟需改善。田鳳山的腐敗行為是在黑龍江發(fā)生的，而他幾年后卻被全國人大任命為國務院的部長；張國光是在當遼寧省長時犯的案，卻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為省長。并不是他們隱藏得深，其實群眾早就知道，早就有人舉報，只是知道的人不能去選舉，選舉的人又不知道。在馬德賣官受賄案中，綏化市下轄十個縣市眾多處級以上干部被卷入，僅綏化市各部門的“一把手”就有50多人，只要給他交了買官的錢，哪怕是人大選舉的官都沒問題。黑龍江省幾個省級腐敗高官，在省人代會上更是高票當選。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們中的問題，但在韓桂芝以組織的名義做工作、監(jiān)視的情況下而被迫違心地投票。
　　思想變質(zhì)、官德官風敗壞。作官意味著什么？是立黨為公、執(zhí)政為民、造福百姓，恐怕這樣的道理，每一個干部不會不知道。那么一些干部還會置黨的宗旨、人民的利益、國家的法律于不顧，把官職當作可交易的商品進行買賣呢？從一些腐敗官員的心路歷程和懺悔來看，最根本就是放松了思想學習，淡忘了應有的責任與義務，乃至于把官職當成了為個人牟利的工具。本來，為官清廉應該是一個起碼的道德底線，可是，一旦思想蛻變，自律不再，清正廉潔的官德官風也就蕩然無存了。不要以為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，正確的思想觀念仍然是擋住買官賣官的第一道防線。
　　如何對癥下藥，制定科學的治理措施？
　　限制官員權力和降低官職含金量。中國存在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觀念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與官員權力過大、官職含金量過高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人們向往“當官”，看重的就是權勢的顯赫和權位的貴重。我國的各級領導官員，承擔著經(jīng)濟社會發(fā)展的重責，掌握著各種資源配置的主導權，可以說社會物質(zhì)財富的絕大部分，都是由官員系統(tǒng)來控制的，并且是按照官員擁有的權力的大小來分配的。官員有了職位后，隨之而來的還有任其使用的專車、寬敞的住房，甚至可以公款吃喝、公費娛樂、公費旅游、公費出國，以及其他諸多的福利，這些怎不令人“眼紅耳熱”呢！限制官員權力和降低官職含金量，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體制，逐步讓政府權力從社會和市場的諸多領域退出，由社會和市場的力量主導配置資源。要削減并規(guī)范官員的權力，使官員權力“有限”、“有度”、“有責”。官員職位除了合理合法的薪金收入、公務消費和職務待遇之外，再也不能得到其他的好處。一旦破解了“權力拜物教”，就能根絕買官賣官現(xiàn)象。

　　切實推行干部的民主選舉制度。延安時期黃炎培曾問MZD:“一部歷史，‘效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榮取辱’的也有?？傊?，沒有能跳出初興后亡的‘周期律’。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(xiàn)在，我略略了解的了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，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。”MZD的回答是：“我們已經(jīng)找到了新路，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，這條新路就是民主?！睔v代王朝的衰敗總是與吏治的腐敗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要跳出王朝興亡的“周期律”，GCD人找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。要徹底鏟除買官賣官惡習，就要還權于民，將本屬于民主決定和產(chǎn)生的選任制干部的任免權，從掌管人事權的“一把手”手中收回，還給人民。人民和人民代表有權依據(jù)《憲法》和《選舉法》選舉和罷免各級政府的官員，黨員和黨代表有權依據(jù)《黨章》和有關規(guī)定選舉和罷免各級黨委的領導。你讓民眾選舉官員,誰還去找你買官，你也無官可賣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官員也就不愿意向“一把手”行賄買官，因為他已不取決于“一把手”的青睞，而取決于民眾的選票。這就是在很多實行選舉制的國家和地區(qū)，為什么極少聽到買官賣官的原因。這幾年，我國逐漸開始的鄉(xiāng)鎮(zhèn)長、鄉(xiāng)鎮(zhèn)黨委書記直接選舉，以及一些縣開始的直接選舉，就是很好的發(fā)展方向。建立健全官員的財產(chǎn)申報制度。官員向社會公布財產(chǎn)狀況是世界大部分國家成功反腐敗的一項政治制度。瑞典在1766年就規(guī)定瑞典公民有權查閱官員直到首相的財產(chǎn)與納稅狀況，政府開放記錄，供民眾查詢；英國于1883年議會通過了《凈化選舉，防止腐敗法》，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財產(chǎn)申報的法律；美國于1978年頒布了《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》，1989年又修訂為《道德改革法》，制定了財產(chǎn)申報制度。比照國外，我國在1995年發(fā)布了《關于黨政機關縣（處）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(guī)定》，2001年發(fā)布了《關于省部級現(xiàn)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(chǎn)的規(guī)定（試行）》，但從總體上說，這項制度規(guī)定仍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在關于應申報的家庭財產(chǎn)范圍、申報程序、適用對象以及公布的方式方法方面，都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。必須進一步制定并實行適合我國實際的領導干部財產(chǎn)申報制度，當這項制度建立健全了，官員按規(guī)定必須申報其本人、配偶、子女以及與其共同生活的其他相關人的財產(chǎn)，包括貨幣、股票（權）、債券以及以實物為主要形式的動產(chǎn)和不動產(chǎn)，如住房、汽車等大宗物品。官員如有任何一項不合法收入，立即暴露無遺，誰還敢造次收存買官賣官贓款這個燙手的山芋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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